游白水书付过赏析

绍圣元年[1]十月十二日,与幼子过[2]游白水[3]佛迹院,浴于汤池[4],热甚,其源殆[5]可熟[26]物。

循[6]山而东,少北[7],有悬水[8]百仞[27],山八九折[9],折处辄[10]为潭,深者缒石[24]五丈,不得其所止。雪溅雷怒[11],可喜可畏。水崖有巨人迹数十,所谓佛迹也。

暮归倒行[13],观山烧火,甚[14]俛仰,度[15]数谷,至江山月出,击汰[16]中流,掬[17]弄珠璧[18]。

到家二鼓[19],复与过饮酒,食[28]余甘[20]煮菜。顾[21]影颓然[25],不复甚寐[22]。书[23]以付过。东坡翁。
苏轼尝自评其文说:“吾文如万斛泉源,不择地皆可出。”又说:“常行于所当行,而止于所不得不止。”仿佛他写文章只是信手拈来,所谓“随物赋形”,自成格局体段。其实这话只说了一半。苏轼《志林》卷一曾记录欧阳修答孙莘老怎样才能写好文章的一段话云:“无他术,唯勤读书而多为之,自工。世人患作文字少,又懒读书,每一篇出,即求过人,如此少有至者。……”就作文而论,“勤读书”,是吸收知识营养和学习写作技巧,“多为之”,则是要求在实践中下苦功。苏轼才高思捷,自不消说;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多读多写勤学苦练的人,这一面却往往被人忽略。试看这篇小小游记,大约是没有起草就写成的。可是从文章结构上讲,仿佛几经斟酌锤炼而成。可见有了渊博学问和写作基本功,才谈得上“行”、“止”自如。而控驭文字的能力并非全靠天才禀赋也。

写游记有两种。一种是正经严肃的写法,如姚鼐《登泰山记》;另一种则是信手拈来的记游小品,如本篇是。两者风格、面貌虽异,却有两个共同点。其一,它们皆出于史书笔法,如《登泰山记》乃正史《地理志》的写法,间有景语,亦似《水经注》;而此篇一开头便点明年月日,是史书纪年体例,然后写“人”(古诗百科)(作者及幼子过)和“地”(白水佛迹院),也是作史通例。其二,不论写作态度如何,所记游踪必须有顺序,有层次,或按时间,或依路线,总之必须有条不紊。此文仅百四十字,当然属于小品,但时间由日及夜,游踪脉络井然,结构谨严,笔墨精练,而从事实上我们是知道它并非作者精心结撰而是随手写成的。这就值得我们注意了。

试看,作者把途中所见景物都放在回家的路上来写,而去时只写了一句“游白水佛迹院”,这就是文章必须有详略烦省的诀窍。只有这样写,文章才显得有分量、够经济。再如,白水岩本身之游所占篇幅仅二分之一强,途中景物和归来感受亦占了约二分之一,这才使文章活泼有情趣,而非刻板的一事一物的静态写生。

但作者在详略取舍上有没有原则或标准呢?答曰:有,只选择重点来写,只拣有特色的事物写,而不平均使用力量,把一路见闻记成流水账。其实这说来容易而写得恰到好处则很难。我们不妨略加分析。白水岩的名胜特点有三:即温泉(汤池)、瀑布(悬水)和佛迹。作者写汤池,只突出了个“热”字,用夸大的想象说了句“其源殆可熟物”,让读者感受到它真是够热也就行了。至于佛迹,实无特色可言,故仅以“所谓佛迹也”一笔带过。而写瀑布则最详。先写其所在方位:“循山而东,少北”;继写见到“悬水千仞”;然后写瀑布落点:“山八九折,折处辄为潭”,已是奇观;而究竟下距涧底有多深,虽似实而虚地写了句“磓石五丈”,终于还是“不得其所止”。这样,瀑布的起、落、折、险,全已写到,但还缺少声和色,于是用“雪溅雷怒”形容之,“雪溅”状其色,“雷怒”绘其声,且这声与色还都是动态而非静止的。

最终写到人的感受:“可喜可畏”。寥寥三四十字,瀑布之奇伟瑰丽已尽收笔底。浓缩凝炼至此,真是以诗为文,文胜于诗了。

归途之景有二:一是乘肩舆“倒行”,回顾半山在暮色苍茫中的“山烧”,衬着晚霞夕照,十分壮丽;二是江清夜静,身在舟中,“击汰中流”,星月交辉,把唐人于良史的诗句“掬水月在手”改为“掬弄珠璧”,便觉设想新奇而光彩照人,真是点铁成金。这归途景色显然是昼间所无,必须写入文中。

如果作者一开头便把去时路线一一说明,则归途所见即使不重复也会减色不少。这就叫笔墨经济,重点突出。

最后写到家情景。由于入夜始归,进餐较晚,即使一般菜蔬也觉分外香甜。加上这一天游得尽兴,虽劳倦而尚不思睡,于是乘兴写成文字,付与苏过。从结尾处可体会出作者的兴致不浅。然而这却是作者远谪惠州的开始,明知有更严酷的考验等待自己,而从这篇小文便已看出作者的旷达和乐观,绝无半点矫情和虚伪。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妨长作岭南人”,其心胸盖自初到惠州时便已豁然开朗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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